事情来了。”

有的说：“把一个好端端的学生赶出校门，失踪了，让人家父母怎么受得了？谁家的孩子养这么大容易！”

更有一些对何老师在校长面前得宠心怀嫉妒的人幸灾乐祸：“看她给家长怎么交代，看许校长以后还能把好处都给她？”

三中何玲老师赶撵“差生”、造成学生失踪的事被好几家新闻单位盯上了，记者们纷纷来到学校，要对初三学生孙权被勒令退学、离家出走并失踪的事情做深入采访。但凡有记者来找，何玲老师一律躲着不见，偶尔被找到，她对记者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拒不接受采访。许生祥校长以往喜欢和记者打交道，善于借用媒体的力量为三中造势，但次一反常态，不光他本人躲着，而且给学校管理层下了死命令，任何人不得给报纸、电视等媒体记者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不得协助采访。许校长还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告诫大家，不能向新闻记者透露任何对学校整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线索和内幕，要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学校的荣誉。

当然，记者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个个神通广大，特别善于见缝插针、顺藤摸瓜。既然在三中内部挖掘不到更细致、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自然而然会把采访向校外延伸。孙权的爸爸孙刚精神上遭受巨大打击，还要照顾身心濒临崩溃的老婆，自己开的店铺也顾不上打理。记者问及儿子失踪的事，孙刚毫不遮掩地把儿子在学校如何受到何玲老师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孩子因为幼稚采取砸老师住宅玻璃的报复行为、从而被学校处分失去上学机会、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离家出走的过程统统说了出来。当记者问到孙刚家邻居、权妮的同事以及更多周边的人，大家众口一词认为孙权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三中以及何玲老师为了升学率和中考成绩歧视学习有困难学生、想方设法把差学生赶走的做法忿忿不平。尤其记者看到权妮因为儿子失踪导致精神崩溃，同情心一边倒都放到了孙权家长身上。

采访过后，记者们纷纷写文章或者搞电视报道，要给三中和何玲老师曝光。有的比较谨慎，先到三中的上级单位——教育局去查证，有的直接登报或者播出了，一下子将龙川市第三中学置于社会大众视线的焦点，给学校，尤其是校长许生祥以及何玲老师形成巨大压力。

新闻媒体所造成的舆论压力首先压垮了何玲。无论校内校外，仿佛有无数只眼睛盯着她，锋芒在背的感觉十分强烈。不仅单位同事侧目而视，就连平日总是忍让着她的老公也抱怨：“学校工作差不多就行了，管学生要悠着点，出了事情吃不了兜着走，何苦呢？”

于是何玲又去找许生祥，满腹委屈，哭哭啼啼：“我无非对学生要求严些，怎么就成罪魁祸首了？新闻媒体不详细了解具体情况胡乱报道，周围人看我是那样的眼神，好像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坏人。孙权不见了，是他本人离家出走，又不是我把他杀了，他妈妈找不到儿子心里着急，找我闹，我原谅她也就罢了，别人凭什么跟我过不去？这个班我没法带，课也没法教了，三中我呆不下去，校长，你干脆放我走得啦……”

其实，许校长的烦恼不比何老师少，他也没有往常那么多的耐心和宽容，说：“何老师，你是老同志，又是先进教师，非常时期不应该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什么叫班没法带，课也没法教了？你该不是想撂挑子吧？毕业班工作到了关键时刻，容不得每个人有丝毫懈怠。如果说有压力，我的压力比你大，你只需要面对一个班的学生，我要面对整个毕业年级以及全校师生，还有那么多家长。孙权找不着了，学校有责任，但毕竟事情因你而发生，怨天尤人管什么用，我担心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你要有思想准备。”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何玲思想负担更重。

许生祥说担心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并非空穴来风。原来，教育局一位领导找他，说上级机关批转了三中学生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件，是由教育部一层层批下来的，某国家领导人也看过这封信，指示要认真调查处理。

原来，就在孙权失踪后，他的同班同学张旭、韩冬等人联名写信给市教育局、省教育厅和教育部领导，反映何玲老师对学习较差的孙权、魏国同学讽刺挖苦辱骂，使用语暴力，扇耳光罚站侵犯人权，以至于逼使学生采用非正常的手段报复老师，学校又偏袒老师，给肇事学生处分不当，酿成初中生孙权失踪的严重后果。他们甚至将相同内容的信件寄给了国务院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这封信反映老师和学校歧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情况引起重视，中央某主管教育的领导强调要切实纠正此类现象，反对一味追求考试成绩和升学率。

过了没几天，龙川市教育局派专门的调查组进驻三中，了解孙权失踪事件的始末。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很容易查清楚。调查组得出结论：原第三中学初三（1）班学生孙权被勒令退学以至于失踪，班主任何玲老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学生有砸碎老师住宅玻璃等过错，但事